【黨物追追追】真的不樂，假的捐

1949年後，約60萬名軍人隨著政權遷移來到臺灣。

在資源有限、社會尚未穩定的情況下，眷村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生活空間。佇立在臺灣各地的眷村，紅磚矮房、狹窄巷弄，也因此承載著一整個世代的生活記憶。

不過，當我們重新檢視那段歷史，也許會發現這些感謝與懷念，或許還存在其他不同的觀看角度。

｜不樂之捐後的感動敘事

1956年，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以「民間捐款」名義推動軍眷住宅興建，並與國防部合作成立籌建機制。然而，所謂的「民間捐款」，其實是透過制度強徵的負擔，而不完全是出於個別自願的捐獻。

透過 公營事業認捐 、 隨（電影）票勸募、 青果捐 ，以及 工業外匯勞軍捐 等方式，婦聯會累積了遠超一般想像的資金。僅1958年至1968的十年間，「工業外匯勞軍捐」高達約 182億元。

同一時期，青果業公會捐款的「青果捐」也累積超過 1億6000萬元；甚至連日常熟悉的香蕉，也曾被納入課徵目標。

當時香蕉是臺灣重要的出口農產品，每蔞外銷須附徵12.5元作為軍眷住宅經費；若以年銷約100萬蔞計算，等於每年至少有約 1250萬元 被徵收，直到1962年才取消。

檔案顯示，勞軍捐於1989年7月停止徵收，但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就1987與1988年間所收取的捐款共計 3億1800多萬元，與婦聯會和軍友社仍舊爭執不下， 婦聯會和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共同發出兩篇公文，「催收」這兩年度的勞軍捐，在未獲台灣省進出口公會聯合會回應後，婦聯會更進一步委託律師發函，可見當時業者對於「捐款」並非出於樂意。

換句話說，軍眷住宅並非單純的民間樂捐，而是伴隨經濟發展，從工業與農業體系中持續形成的社會性資源，由社會、全民共同承擔。

這些軍眷住宅的土地與建物皆為國家所有，資金大量來自於實質效果類似於稅收的「捐獻」，但這些資源並未完全納入國家預算體系，而是透過特定組織運作，逐漸沉澱為其所掌握的財產，並在長年累月中被轉化為一種指向特定組織與人名的「恩惠敘事」。

在這樣的敘事之下，原本來自社會與國家的資源，被理解為「被給予的照顧」，並在記憶中與特定人物與組織產生連結。

｜香港政府主導的公共房屋計畫

在不同的政治與治理背景下，香港發展出另一種處理居住問題的路徑。

二次大戰期間，超過75萬難民湧入香港，國共內戰期間更激增至200萬人，當時的難民在建築頂樓和山坡搭建簡陋的寮屋克難生活。直到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數萬人一夜之間失去家園，香港政府因此開始興建公共房屋的計畫。

此後，從緊急安置到長期政策規劃，香港逐步建立起一套由政府主導的住宅制度，並逐年改善原本仄逼狹小的空間配置：推出政策白皮書、成立專責機構，甚至在1970年代推動「十年建屋計畫」，為180萬人提供居所。時至今日，已有超過300萬人居住在公共房屋之中。

這些住宅同樣承載著無數人的生活記憶，但較少被理解為單一組織的施予，而是政策運作下的公共成果。

當公共資源經由制度運作，人們回顧的，往往是政策如何回應社會需求；而當資源透過特定組織與權力結構流動時，它也可能在記憶中被轉化為對特定對象的情感連結。

回過頭來看，那些關於眷村與婦聯會的記憶與懷念都是真切的。

可是不樂之捐也是真的。

如果這些資源本來就來自社會，卻進到特定組織的口袋中， 那麼除了懷念外，是否也存在其他理解這段歷史的可能性？

---

史料故事看這裡：

1.婦聯會／軍友社「催收勞軍捐」公文稿兩則（1990.10.20、1991.6.24）

2.婦聯會以律師函「催請」省進出口公會繳交先前已由銀行逕收之三億餘元勞軍捐（1991.6.26～19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