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治理記憶庫

🌾肥料變炸藥！ 1943年年初台灣窒素工業株式會社成立，資本額400萬圓，全額由日本總公司投資，社長是榎本直三郎，實際籌辦由理事堀內金城主導。 窒素就是我們熟知的「氮」（N）。當氮被合成為「氨」（NH₃）後，在承平時期可以轉化為硫酸銨、硝酸銨等氮肥，補充土壤養分；在戰時，氨則能進一步製成硝酸，這正是火藥、炸藥與雷管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 堀內原本的計畫是打造一座大型化學工廠，供應臺灣、南洋與華南市場的肥料「硫酸銨」。然而戰時資材短缺，他臨時轉向，直接投入硝酸與火藥製造，並選在具有水利與排水之便的南勢角設立工廠。 在戰爭時期，「氨合成工業」隨時能由民需轉為軍需：氨既能製作肥料，也是製造火藥的關鍵原料。堀內估算，日本占領區每年約有七萬噸的火藥需求，他的野心，是在日本南進政策下，把產品賣到菲律賓、馬來等地。 🚨戰後不敢回國，客死異鄉的日籍菁英 二次大戰結束後，堀內金城選擇留在臺灣，他認為日本的工業將一蹶不振，更擔心自己在臺灣生產火藥的經歷，會被美軍以「戰爭協力者」罪名逮捕，留在台灣的他繼續深耕火藥產業，也與臺灣人互動頻繁。二二八事件爆發，堀內金城遭憲

在50年代的臺灣，收音機是資訊傳遞以及日常娛樂的載體，不僅播放音樂、氣象預報與廣播劇，也是政令宣導的重要管道。從許多懷舊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收音機總是佔據家中最顯眼的位置。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收音機既是家中娛樂中心，也是國家訊息的傳聲筒：當八點開始的聯播節目──新聞、《民間夜話》、《我們的總統》連番上陣，所有的聲音都被統一規訓，家庭空間充斥反共意識形態。 從日治到黨國：廣播體制的接管與改造 「收音機使得人們在印刷品難以滲透之處，可以不經由印刷品而透過聽覺的重現來召喚出想像的共同體。」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臺灣的廣播文化在日治時期便蓬勃發展，在1938年臺灣每千人就擁有8台收音機，五年後平均每十戶就有一台。廣播在日治時期已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戰時更肩負南進戰爭、國民動員的任務。 戰後民眾的識字率遠不如現在，1950年代初期全臺約750萬人口中，扣除學生與幼童，能讀懂中文的僅約30多萬人，不識字者高達200萬人，還有不少人僅識日文。國民政府為了有效宣傳政令與反共思想，知道光靠文字並不夠，還需要仰賴廣播與電影等通

紅藍對角線交錯的火柴盒上，印著「PARADISE」大寫英文字樣；另一款鮮紅與亮黃雙色印刷的紙面，中間是一隻睜著大眼的波士頓㹴；還有一柱從火焰中燃起的紅色火炬，底下四個深藍大字「自由之火」。新樂園牌、狗頭牌與自由之火，這些風格鮮明的圖案，正是戰後臺灣人最熟悉的火柴品牌——臺灣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臺灣燐寸株式會社」，在日治時期屬於專賣制度下的官營事業，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並交由臺灣省專賣局管理，民國三十六年改制為民營。 光復初期臺灣人口逾六百萬，火柴卻嚴重短缺，每人平均一年僅能分得六支火柴，市場供不應求，一箱火柴甚至能換得一兩黃金。火柴不僅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更成為戰後社會動盪中少數穩定的民生商品。擁有穩定生產與銷售火柴的能力，也意味著在當時掌握臺灣的經濟命脈。 被捻熄的火光：王則甫案 然而，點亮生活的紅磷與木棒，也照不亮悄然而來的政治陰影。 台灣火柴公司的總經理王則甫，專注企業經營，卻因一樁政治風暴，一夕之間捲入「匪諜」的指控。在動員戡亂的年代，只要與「匪諜」有所牽連，即便證據薄弱，也可能面臨無妄之災。...

民國四十四年的四月十八日下午，一千多名市民聚集在台北三軍球場，他們喝著中國大陸災胞救助總會提供的牛奶紅茶，緊盯著搖獎機搖出自己手裡的彩券號碼，許願自己就是那個能抱回十七克拉鑽石的幸運兒。 一九五零年代中國大陸因為旱災而陷入飢荒，為了對中國大陸進行「人道救援」，中國大陸災胞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