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不思議】國父誕辰沒有告訴你
- 黨產會
- 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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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11月20日
天蠍座誕生偉人的機率是否較高？蔣介石總統生日後不到兩週，11月12日是國父誕辰紀念日。這兩位的形象大不相同，根據《塑建總統 蔣公銅像注意事項》規定，「銅像之神貌：應充分顯示 蔣公慈祥、雍容之神貌，並含蘊大仁、大智、大勇、堅毅、樂觀之革命精神，與至誠、博愛、愉快、生動之神情。」所以不只是銅像，包括遺照和畫像，總是微笑著的，是先總統蔣介石。國父孫中山先生則是不笑的，台灣第一座國父銅像1949年雙十節在台北市中山堂（原台北公會堂）前揭幕，由知名雕塑家蒲添生鑄製，誠如蒲添生之子蒲浩明形容，「勾勒出中山先生以知識分子所流露出來的悲天憫人情懷」。除了出現在新台幣拾圓、伍拾圓硬幣及壹佰圓紙鈔上，國父與許多民眾日常生活最直接的關聯，可能就是：如果搭捷運去台北大巨蛋，要在「國父紀念館」站下車。
台灣社會對孫中山先生的形象其實並不陌生，他自晚清以來大力提倡革命理念，曾數度奔走來台，透過媒體的介紹與傳播，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知識分子亦受其影響。《臺灣民報》尊他為「國民之父，弱小民族的領導者」，而蔣渭水因出身背景相似、鑽研思想之深，曾被稱作「台灣的孫中山」。1946年林獻堂等台灣士紳籌組台灣光復致敬團赴中國大陸訪問的重要目的之一，即致祭中山陵。於此同時，因戰火西遷至四川的故宮文物陸續返回南京，未及歸運北平，旋即由於國共戰局逆轉，1948年11月10日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集會商議擇精品運台，欲安全運送文物，軍方的協助至為關鍵，最高指揮官蔣介石認可了這項計畫，蔣氏認知「文物繼承者等同中國正統統治者」是主要原因。12月下旬第一批文物乘軍艦運抵基隆，最終抵台故宮文物1,680箱，逾23萬件。
中山先生的召喚
文物尚可遷徙，墳塚安葬萬世。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員每以未能親謁國父陵寢為憾，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再度失去中山陵。共軍鼓吹「解放台灣」，兼任總統和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則高喊「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有搬家經驗的人都知道，若預期短期內會再搬遷，最省事的處理方式就是不要拆箱，所以這些渡海來台的故宮文物，最初沒有公開展示的規劃。當時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人們都以為，與對日抗戰時相同，文物僅是寄存台灣，不久就會回到大陸，確保文物穩妥是重中之重，1950年選定台中霧峰北溝建造庫房，1953年3月行政院專款開鑿防空山洞，強化文物保存。另一方面，韓戰之後美國改變了原先在海峽兩岸維持中立的立場，轉而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1953年6月，《時代》（TIME）、《生活》（LIFE）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電文蔣介石總統，提議故宮文物赴美展出，總統認為此舉既可對外宣傳中華文化藝術，又可鞏固美國外交支持，即交研辦。然1955年初，一江山失守，國軍自大陳島撤退，兩岸局勢惡化，籌備工作因而中斷耽擱，直到1960年3月才與美方簽署協議。1961年2月15日，美國海軍軍艦「布萊斯峽谷號」（USS Bryce Canyon）抵基隆港，故宮文物終於啟程赴美。美國展覽契機促使國民黨高層與美方共同催生台北故宮，外雙溪館舍興建第一批經費高達6,200萬元，其中3,000萬由美援支應，全部用於建築工程。1960年9月設立遷建小組展開新館籌備工作，包括建築設計邀請各界競圖。1961年9月啟動外雙溪院址開山平地工程前置作業；1962年6月新館建築工程奠基。
台北故宮如火如荼興建之際，
1963年8月1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中指示，有鑒1965年11月12日為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除隆重慶典外，尤須著重擘建一個能夠深入人心、流傳永久的建築物，以表揚國父偉大人格、革命行誼與思想學說。
1964年9月1日成立「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決定興建今台北國父紀念館。1965年2月，蔣介石裁示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圖書館附近另外興建規模較小的紀念建築，定名為「中山樓」。
1965年11月12日當天，蔣介石發表〈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數度提示自己之於國父的傳承關係，文中讚揚國父以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為己任。不僅如此，總統親赴國父紀念館預定地主持奠基典禮，以及故宮博物院外雙溪新館落成啟用儀式。門額有蔣總統題署「中山博物院」，上方還有一行小字「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大廳的國父銅像亦正式揭幕，這座銅像翻鑄南京中山陵白色大理石雕像，是法國雕塑大師朗度斯基（Paul Landowski）的作品，尺寸是原雕像的二分之一，坐像身著長袍馬褂，書卷平攤膝上，雙目平視遠處，底座四周刻劃「出國宣傳」、「商討革命」、「討袁護國」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事跡的浮雕。至此，國民黨政權總算在台灣重建了第一個永懷國父的記憶場域。今年（2025）適逢故宮博物院一百年、台北故宮六十年，此一外雙溪建館初衷必須重新被提醒。
一天創造出來的節日
1966年孫中山一百晉一誕辰紀念日，蔣總統親臨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典禮，發表文告。接著由國父孫中山長子孫科致詞，以「道統論」為論述核心，並帶領會眾高呼「蔣總統萬歲！」一如去年，再次肯認蔣介石之於孫中山的傳承地位。當日集會另一大事：與會者全體簽名，籲請政府明定國父誕辰為「中華文化復興節」。行政院立即受理，呈請總統核定，總統亦非常迅速地准予明令公布施行。根據國民黨的內部檔案，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的提議，早在前日便有黨內人士在先行閱讀後提出，並預先擬定啟事。於是，未經國父同意，孫中山獲得「中華文化復興者」的加冕，這個由統治集團宣稱長達五千年的文化道統，與國父在官方節日的結合，便極有效率地在一天之內被創造出來了。
有關於國父集中華文化道統之大成「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說法，雖然時常被黨國要員引述，但在孫中山親撰著述、演講、書函乃至電文中，皆未曾見其思想體系與「儒家道統」關聯性的說明。這段名言其實出自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這部於孫中山逝世後，專論國父思想接近孔孟仁義道德思想的著作。戴氏以「正統的道德思想」此一具排斥性的詮釋，來劃清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界限，在中國大陸時期或許無法達成效果，而國民黨政權1949年來台後，全面掌握國家機器，取得空前優勢，官方動員的文化運動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抗衡對岸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可說是一個高點。
台影新聞片裡的國父誕辰
目前看到所有和國父誕辰有關的台影新聞片，皆攝製於1963年8月1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指示隆重紀念中山先生百年誕辰之後。從影片可以清楚印證，黨國體制藉由國父誕辰宣揚的重點有二：
一、連結反攻大陸。如同1963年《全國各界紀念國父誕辰》的旁白：「同胞們，現在革命尚未成功，萬惡的共匪使大陸上倒行逆施，民不聊生。我們要下定決心，繼承國父的遺志，在英明的蔣總統領導下，早日反攻大陸，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二、嫁接中華文化。正如1970年《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文化復興節》影片內容：蔣總統訓勉全國同胞，「做文化復興的前導……來一起恢復民族固有德行，發揮民族文化的潛力，以實現國父開太平、致大同的三民主義的理想宏願。」省黨部主委李煥致詞，「三民主義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也是救人類、救世界的主義，而唯有發揮中華文化，才能解除世界危機。」旁白如此總結：「紀念國父誕辰，發揚中華文化。五千年來的道統，有賴我們從根救起，以傳以繼；五千年以後的道德，有賴我們創新再盛，以開以張。」
孫中山已逝，無法復生重申立場或指導後進，其人物形象就是當權者的詮釋資源，這也是記憶場域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歷年的影片見證了國父記憶場域的轉變：1963、1964年中樞紀念典禮在總統府介壽堂舉行，全國慶祝大會於台北中山堂，民眾扶老攜幼向廣場前的國父銅像鞠躬獻花。1966年至1971年國父誕辰暨中華文化復興節慶祝大會，皆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辦。1972年，孫中山先生誕辰暨第七屆中華文化復興節大會，於甫落成啟用的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國父百年誕辰當天親自主持奠基典禮的蔣總統，此時已身體欠安，未再出席紀念儀式。
當年《國父紀念館奠基》新聞片的旁白如此說明，「蔣總統於11月12號中午，蒞臨台北市光復路，主持國父紀念館奠基典禮，參加典禮的政府官員和外國使節有五百多人。在莊嚴的軍樂聲中，蔣總統把一塊白色磁磚，安放在基石上。國父紀念館占地兩萬五千坪，建築圖樣由十二位著名工程師共同設計，其中包括供奉國父銅像的大廳、大會堂、陳列室、圖書館等等。」這段敘述有明顯的錯誤：國父紀念館並不是由十二位工程師共同設計，旁白隱去了建築師的姓名。
另外有個極有趣的發現，1972年《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文化復興節》片中選用了一段優美的鋼琴獨奏曲（6:04～6:44處），影片製作者肯定不知道自己也許可能差點因此惹禍上身。這旋律是英文歌曲〈Alfie〉演奏版，〈Alfie〉是1966年電影《風流奇男子》主題曲，故事講述當時仍是帥氣小生的米高肯恩（Michael Caine）飾演的花花公子，在戀愛關係裡隨心所欲，想換女友就換女友、想劈腿就劈腿，儼然時間管理大師。看似如魚得水的渣男，怎料拜倒在同是情場玩家的美女裙下，最後還施己身，狠狠得到教訓。2004年改編翻拍成電影《阿飛外傳》，由裘德洛（Jude Law）擔綱男主角。將這種故事的電影主題曲旋律，用在國父誕辰紀念的新聞片，畫面還搭配訓練產後女性餵奶的假嬰兒娃娃，究竟有什麼暗示？
〈Alfie〉由Cilla Black原唱，但當時Dionne Warwick版最受歡迎，《阿飛外傳》找來Joss Stone翻唱，而1996年日劇《協奏曲》，則選用了Vanessa Williams演唱的〈Alfie〉作為主題曲。《協奏曲》由田村正和、木村拓哉、宮澤理惠主演，敘述一對建築師老將與新秀，在職場與情場彼此競爭相互激勵的故事。
建築師的現代化之夢
設計國父紀念館的建築師是王大閎。
王大閎，廣東東莞人，1918年生於北京。父親王寵惠是民初黨國要員，為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司法院長及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也曾短暫組閣擔任國務院總理，與宋、蔣、孫家皆有深誼。王大閎是極少數歷經完整養成的華人建築師，出身中國上層社會書香世家，體驗過北京、上海與蘇州的傳統建築空間，於歐洲濃厚的人文氣息浸淫多年，又進入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親炙現代建築先驅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儘管他未直接受教於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卻對簡約、有道家意涵的密斯作品深感興趣，這些養分讓他能夠在中、西文化間游刃有餘。試想：如果你是王大閎，有扎實的專業訓練，又有雄厚的黨國背景，什麼樣的案子接不到？什麼樣的錢賺不到？
然而王大閎的職業困境都與當時社會的公共建築有關。1961年故宮外雙溪新館邀王大閎參與競圖並評為第一，可是倒傘狀混凝土屋頂被認為「不夠中國」。他曾說：「政府一向提倡文化復興，我覺得『文化復興』基本上，方向沒有錯，可是推行方式不當。『復新』不是復古，要表達的是新的東西，不是舊的東西。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生與死的區別。」話雖不錯，卻也顯露王大閎不了解
當權者「道統－國父－蔣公」、「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的思想核心，而台北故宮正是「禮制建築＝文化道統＝國家治統」三合一的完美象徵。
未能參透本質，專案進行必然困難重重。正當業主與建築師僵局難解，評審之一黃寶瑜突然推薦自己的事務所「大壯」提出新方案，矯情地說，如果層峰認可，再由王大閎參照修改即可。王大閎表示，如果要蓋宮殿式建築，那他就不做了，因而放棄設計權，由「大壯」接手。外雙溪故宮深受蔣介石喜愛，總統後來曾邀請黃寶瑜將日治時期建造的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外觀更動為中國宮殿式。黃寶瑜認為硬將古典樣式改成宮殿式實在不適合，力勸終止此案，方才作罷。
故宮案遭遇挫折的王大閎於〈中國建築能不能繼續存在？〉談及對這類復古建築設計的看法：
「……為了想保持中國建築的傳統，大家開始抄襲舊建築的造型，而對其真精神卻始終盲目無所知，把一些藝匠上屬西方風格的建築物硬套上些無意義的外型，就當作中國自己的東西，也就是在這種無聊的抄襲方式下，產生了今天所謂的『宮殿式』建築。……中國建築像是發現了一位偉大的先知，殊不知這正是一位騙人的假先知！毋庸多疑慮地，我們絕不能承認這些粗鄙走樣的抄襲品就能代表中國的建築。如果我們仍以抄襲另外一時代的建築造型為滿足的話，中國建築是永遠無法生存下去的。」
但是主政者的想望，卻大相逕庭：
「今日復興基地之台灣省，實為匯聚我中華文物精華唯一之寶庫；且又為發揚我中華民族文化使民富且壽之式範也！所惜者，台灣省久經割讓之痛，雖已光復二十年，既霑既足，而居室之陋，無以見我中華侖奐之美，與文化之盛！今者國際人士來台觀光者，與日俱增，嘗以其僅見中華文物之豐富，而未能一睹我中華文化傳統建築之宏規，引為莫大之缺憾！」
蔣總統文告強調台灣是匯聚中華文物唯一寶庫，間接將當時共產中國現況從「中華文化」排除出去；再感嘆台灣「居室之陋」，顯露「再中國化」工程在台灣「創造」中華文化「傳統」的企圖。
建築師高而潘（按：代表作有台北市立美術館）回顧這時期的台灣建築，激昂地表示：「故宮博物院……就在山面上加了一個帽子……現代還是仿古？……他們說要吸收外國人到台灣來觀光，建築一定要有中國的風味才有魅力。那我就跟他講，那你為什麼不規定從機場到市區，一定要用轎子，那個，機場服務人員都穿著宮殿式的服裝……」。此思想脈絡的強烈表述，顯示
「現代中國建築紀念性」的形式思索，不僅是美學與技術問題，更是民主、制度與現代化的欲望。
妥協與磨難
1965年國父紀念館競圖，邀請十二位建築師參與（這可能是《國父紀念館奠基》新聞片旁白稱「由十二位著名工程師共同設計」源由），籌備委員會核定的〈設計原則提要〉揭櫫：「應充分表現中國現代之建築文化，並採擷歐美現代建築之優點融合設計……外觀應宏偉、莊嚴、高雅、壯觀」。相關研究認為，由於先前故宮博物院競圖胎死腹中的經驗，依王大閎的個性，應不會再參加類似的官方競圖，推測是父親王寵惠早年曾追隨國父革命的淵源，才在旁人勸說下參加比圖。9月30日交件截止，11月5日評審決定由王大閎獲選。
然而，雀屏中選才正是磨難的開始。王大閎回憶道：「……最後決定現在的造型，背後也有一段long story，當年老總統蔣中正在世的時候，找我來設計國父紀念館。等我把圖樣畫好交上去。老總統看了便說：『很好，很好，可是這國父紀念館，怎麼看起來像一座西洋建築？』」老總統派張群祕書長傳話：『總統希望修正，將國父紀念館的外觀設計得稍微中國化一點。』」相較於故宮競圖，此時王大閎已充分理解業主「形式詮釋霸權」的心態，為避免重蹈覆轍，修改勢在必行。他娓娓話當年：「看樣子，老總統對中國建築比我更有研究。所以，我又重新修改一遍，呈上去。誰知，老總統又有意見，他丟了張太和殿的照片給我看。原來，他心目中的中國式建築是像圓山飯店那樣，有清朝宮殿的風格。我便找理由說服他：『總統先生，國父搞了十次革命，好不容易到第十一次才成功，目的就是為了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如今我們為他蓋紀念館，要模仿清朝宮廷的樣式？這對國父會是個大諷刺。』老總統總算點頭同意了。」
現存檔案有份文件，王大閎工整小楷手書〈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理直氣壯地陳述：
「我國現代建築有三個方向可走。我們可以追隨現代西方建築，也可以抄仿我國古代宮殿式建築，或者創造有革命性的新中國式建築。……為國父紀念館設計的準繩，假如採用現代西方建築是很明顯的用不得體。如果抄仿我國古代（尤其是清代）宮殿式建築，則更不適宜，因為孫中山是推翻這類建築所象徵的滿清政治制度。我們唯一的方向是走向一種能表現孫中山偉大性格及革命創造精神的新中國式建築。」
此觀點獲籌備委員會委員們認同，為如何修正定出方向。業主與王大閎團隊最大的歧見是中國建築的詮釋與認定，針對總統指示「應在外型方面加強中國建築之色彩」，尤其是屋頂形式，王大閎不斷研究，提出一系列修正案，歷經一連串的調整、角力與討論，並上呈總統，於1967年8月10日批示「贊成」，花費近兩年來回修改才定案，方進行設計合約的簽訂。試想：如果你是王大閎，面對心中已有定見，而且權力大到可以殺頭的業主，是否能在妥協中仍然堅持理念，發想各種可行方案，試圖說服對方？
王大閎曾自述：「國父紀念館是我最艱難的設計……國父是一位革命者，所以紀念他的建築必須創新，而他的為人與生活特色，在於樸實與簡單，所以這座建築不應俗氣華麗，必須莊嚴中帶有親和力……真正的中國建築，是儉樸淳厚，非常自然的，尊重現有的大環境。」關於國父紀念館設計修改，學者蔣雅君在紀錄片《黑潮：流變中的台灣建築》中指出：「王大閎理解中國建築木構架背後，其實是一套理性的規則，反映在數的關係上面，所以王先生在實驗不只是空間上，還包括構造上、中國空間背後的一種理性的關係。在國父紀念館這個案子，他其實是把這幾套東西全部套在裡面，但是要改設計對他來講，就等於這幾個融合性的一個總結，是沒有機會了。那很痛苦啊，非常痛苦。」
建築是政治的工具
國父紀念館從設計規劃到建造完工，歷時七年的勞心勞力與拉扯煎熬，雖然成就台灣至今最優秀的公共建築，卻也消磨了王大閎對建築的熱情。他深刻領悟建築是政治的工具，寫作逐漸成為職涯晚期心靈隱遁的出口。有論者認為王大閎討論建築的散文所透露的觀點，似乎無巧不巧都有特殊的針對性。或許透過藝術討論宣揚自己信仰的現代主義，對創作者受困於不受尊重的時代環境，也算是一種迂迴而沉默的回應。
〈對建築和建築師的一些想法〉發表於1971年，時值國父紀念館工程最後階段，興建過程經費拮据，必須陸續向外界募款，不僅造成發包困難，某些工程項目被迫延後，或有建材因經費刪減而反覆修改。王大閎直陳「建築是種服務」：「建築師是藝術家，同時也是商人。不像其它視覺藝術如繪畫和雕塑，建築無法獨立完成他的工作。完成設計之後，建築工作就需要工人來做。建築師也不能一意孤行，必須尊重顧客。社會和經濟的壓力也對建築師有強力的影響，沒有其他的方式能逃脫這些壓力。」
1981年發表〈建築是政治的工具〉，中正紀念堂甫於前一年竣工。
「每一個建築物必然是社會政治型態的一部分。由羅馬城廢墟的配置，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帝國政治組織的整個型態，因為那時代的公共建築極度的莊嚴華麗，就輕易地暴露了它存在的理由：象徵凱撒的威力。……過去歷史上，帝王們都想發揮建築最大效能，用來象徵、穩定、和強化他們的統治。因為這種具體性的象徵使老百姓能立刻且不費力的領悟到。」
兩蔣不再，戒嚴也解除了。王大閎1990年在《自由時報》發表〈政治與建築〉，通篇讀來意有所指。
「建築雖像舞台佈景，但歷代帝王卻十分重視這些生活的背景，應用這些做為有力的政治工具。……近代的獨裁者史達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有精明的政治手段，常以建築來加強自己的聲望。暴發的史達林特意將莫斯科的地下鐵車站造成宮殿式，他把以往俄皇的生活外殼硬套在人民身上。……在台灣，尤其是在台北市，明智的讀者是不是也發現了幾幢富有政治意義的建築物？」
1989年隨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啟用的台北車站還在「戴帽子」，建築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意義就在眼前。
王大閎於〈雄心與野心〉如此剖析自己和同班同學貝聿銘建築師：「他始終居留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邁進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在台北舉目所及多是富有政治意義的仿古宮殿式建築，難怪這位懷抱現代化理想的建築師自謙「在事業上，我雖沒有失敗，卻也沒有成就。」
象徵實踐創新的文化地標
2021年，啟用近半世紀的國父紀念館展開景觀改造工程，回復王大閎原始設計精神，重塑園區景觀中軸視覺焦點，提供友善平權及舒適的使用環境。目前映池、中軸廣場，以及延伸至仁愛路的雙排林蔭大道已完工開放，大會堂、展場、周邊服務設施的整修優化將於明年（2026）第4季完成。
創新創造從來都不容易，而中山先生和王大閎皆堅苦卓絕地做成了。從事創意工作，尤其是必須準備提案的創意工作者，肯定會對王大閎設計建造國父紀念館的故事感到心有戚戚焉。由衷期盼整修完成後的國父紀念館，不只是孫中山先生的記憶場域，而能昇華為象徵實踐創新的文化地標。銘記有王大閎這樣的創意人，不服膺「官大學問大」，貫徹專業，堅守信念，這正是人類社會得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傻瓜般白日燃燭追尋理想，難免有受到打擊波折之時，不妨來國父紀念館前的映池走走，明心見性，照見本心。或許心底會響起〈Alfie〉的旋律，低吟叩問著：
And if only fools are kind, Alfie,
Alfie，如果只有傻瓜才仁慈
Then I guess it is wise to be cruel.
那麼我想只有殘忍才是聰明的
And if life belongs only to the strong, Alfie,
Alfie，如果生活只屬於強者
What will you lend on an old golden rule?
什麼才是你信奉的金科玉律？
延伸閱讀
紀錄片《久違了，王大閎》（2006）
紀錄片《熟悉的建築．陌生的歷史─王大閎與國父紀念館的故事》（2008）
紀錄片《黑潮：流變中的台灣建築》（2025）第5集〈浮華世態中的心靈救贖者—王大閎〉
〈Alfie〉Cilla Black
〈Alfie〉Dionne Warwick
〈Alfie〉Joss Stone
〈Alfie〉Vanessa Williams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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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雅君、葉錡欣（2015）。〈「中國正統」的建構與解離－故宮博物院之空間表徵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1，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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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不思議】
「台影新聞片」是台灣省政府新聞處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新聞與紀錄影片，完成於1945至1990左右，在電視尚不普及的年代，電影院放映正片前的新聞片，是社會大眾看到時事畫面的主要管道，如今是台灣本土最珍貴的一批動態影像紀錄。【新聞不思議】以今日視角重溫當時新聞，旁徵博引，召喚時代面貌。鑿歷史的光，照亮民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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